朱光潜(1897——1986)，号孟实，今阳和乡岱鳌村朱家老屋人。光潜6岁时，始从祖父接受启蒙教育，深得祖父器重。祖父去世后，从父续读，16岁时，入桐城中学。21岁时，入武昌高等师范国文系，后又考入香港大学教育系。在香港大学读书时，请桐城著名书法家方守敦题写“恒、恬、诚、勇”4字的条幅，作为座右铭。香港大学毕业后，曾在上海大学、春晖中学、上海立达学院担任教师。民国14年(1925年)，他考取安徽教育厅留美公费生，取道西伯利亚前往美国，进爱西堡大学，开始研读哲学。以后，又进入英国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和斯坦堡大学。他先后用14年时间，读过6所大学，最终走上研究美学的道路，成为我国美学的开拓者。留学期间，他一面读书，一面写稿，以微薄的稿费维持生计。

　　光潜在青年时代，严于律己，曾经提出“三此”(“此身、此地、此时”)的约律。凡“此身”应该做而能够做的，决不推诿别人；凡“此时”应该做而可能做的，决不等待将来；凡“此地”应该做而可能做的，决不等待想象的环境。他特别强调一个“此”字，就是尊重现实，就是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因此他在学生时代，就写出5部名著，即《文艺心理学》、《谈美》、《诗论》、《悲剧心理学》、《变态心理学》。民国23年春，他以《悲剧心理学》(英文版)一书获得法国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外文系主任。
　　民国26年暑假，适芦沟桥事变，北京沦陷，他冲破重重阻挠，于8月12日离开北京。抗战军兴，光潜辗转入川，任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次年，国民党教育部任命国民党CC骨干分子程天放为川大校长，师生纷纷抗议。在这场斗争中，他站在进步青年学生一边，领衔发抗议宣言。因“驱程”未果，他愤而离开川大，就任武汉大学教务长，长达6年之久。
　　民国34年，日本投降，教育部将安徽大学由省立改为国立，任命光潜为该校委员会主任委员，继则担任安大校长。由于他素爱读书写作，无意于行政工作，辞谢再三，终于又回北大，仍任外文系主任。由于青年时代受古典文学熏陶和“桐城派”的影响，他的文章，明白如话，精练如诗。著作有《孟实文钞》、《论文学》、《符号逻辑》、《西方美学史》、《谈美》、《艺文杂谈》、《美学拾穗集》、《谈美书简》、《美学论文集》等。他精通英语、德语、法语、俄语，翻译了大量西方美学名著。如柏拉图的《对话录》、罗丹的《艺术哲学》、莱辛的《拉奥托》、爱克曼的《哥德谈话录》、《黑格尔美学》、意大利哲学家维妙的《新科学》等。

    新中国建立后，光潜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用辨证唯物主义指导美学研究，在数年之久的国内美学界的批判和讨论中起积极作用。他说：“我是认真对待这个批判的，有来必往，无批不辩。”从那时起，开始挪动原来的唯心主义立场，出版《美学批判论文集》。他能用英文、法文、德文、俄文阅读原著，并且对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某些译文的错误或欠妥之处，都作了笔记，并提出校订的意见。
　　1956年，中国文坛上对美学引起极大的兴趣，从而推进美学研究在中国的迅速发展。1961年，北京大学成立美学专业，光潜参加教学，培养美学教师，并拟定、编著《西方美学史》一书，首次全面系统地阐述和介绍西方美学思想的发展。该书代表了迄今为止中国对西方美学研究的水平，推动了中国美学教学和研究工作。此后，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各大院校，纷纷成立美学组，开授美学课。1958年，他在自著的《美学批评论文集》的后记中说：“我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和文艺为一种意识形态两基本原则推论，美是意识形态的，是客观与主观统一的结果”。他的论著和译著融贯中西，创立自己的美学理论，在中国文学史和美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美学研究，在国际上也产生巨大影响。外国学者多次撰文称赞他在美学领域的造诣在世界上也是有数的。1980年，他乘飞机去昆明和赣州，参加中国美学会及中国西洋文学会会议，会上被选为中国美学会会长。
　　光潜是北京大学一级教授、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历任全国政协二、三、四、五届委员、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民盟三、四届中央委员，中国美学会会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委员会委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香港大学授光潜为该校名誉教授。1986年3月，他病逝于北京，终年89岁。（图：朱光潜著作《悲剧心理学》、朱光潜晚年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