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长江之滨的历史文化名城，文化底蕴深厚，历史记载丰富。整个安庆区域(含所属各县市)有记载的志书大约有50余种，现存也有20余种。还有不少地理书籍，记载了安庆的历史。按理说，安庆的历史大事应该是清晰和连贯的。但是，仍然存在记述不统一的现象。例如，南宋嘉定十年安庆知府黄榦始建安庆城的历史，就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几种说法，一时间，安庆府建城地点成了谜。建国后新修安庆市志和地区志，只好采取了折中说法。按清代康熙《安庆府志》、民国《怀宁县志》说法，黄干在长江边盛唐湾宜城渡(今安庆市区)筑城，可是这种记述与《宋史》及明代《安庆府志》等早期记载产生矛盾。经查阅与此问题相关的资料，发现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学界就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一派依据《宋史》和明代《安庆府志》等原始记述，论定黄干在今潜山县筑城，一派依据清代以来的《安庆府志》《怀宁县志》《潜山县志》等，论定黄干在盛唐湾宜城渡筑城。到底谁是谁非，两派难分高下。下面就这个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两种说法并行

　　1、清代以前史书、志传的记述

　　清代以前，关于黄榦筑城及安庆府迁移再建，宋元时期官修史书中最早见于《宋史·地理志》《宋史·黄榦传》，地方志乘有南宋末年《景定建康志》等。明代以后，《大明一统志》《天顺安庆郡志》《正德安庆府志》《嘉靖安庆府志》《嘉靖南畿志》以及《寰宇通志》《读史方舆纪要》等书，都延续了《宋史》的记述。

　　“安庆府，本舒州，同安郡，德庆军节度。本团练州。建隆元年，升为防御。政和五年，赐军额。建炎间，置舒、蕲镇抚使。绍兴三年，舒、黄、蕲三州仍听江南西路安抚司节制。十七年，改安庆军。庆元元年，以宁宗潜邸，升为府。端平三年，移治罗刹洲，又移杨槎洲。景定元年，改筑宜城。”(《宋史·地理志》)

　　就地理志而言，《宋史》未提黄榦筑城一事。不过嘉定十年的建城史实，在宋史黄榦传记里完整地保存着。

　　“(榦)寻起知安庆府，至则金人破光山，而沿边多警。安庆去光山不远，民情震恐。乃请于朝，城安庆以备战守，不俟报，即日兴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筑一料，计其工费若干，然后委官吏、寓公、士人分料主之。役民兵五千人，人役九十日，而计人户产钱起丁夫，通役二万夫，人十日而罢。役者更番，暑月月休六日，日午休一时，至秋渐杀其半。干日以五鼓坐于堂，濠砦官入听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役某乡民兵若干，某乡人夫若干;分布于某人料分，或搬运某处土木，应副某料使用;某料民兵人夫合当更代，合散几日钱米。俱受命毕，乃治府事，理民讼，接宾客，阅士卒，会僚佐讲究边防利病，次则巡城视役，晚入书院讲论经史。筑城之杵，用钱监未铸之铁，事毕还之。城成，会上元日张灯，士民扶老携幼，往来不绝。有老妪百岁，二子舆之，诸孙从，至府致谢。干礼之，命具酒炙，且劳以金帛。妪曰：“老妇之来，为一郡生灵谢耳，太守之赐非所冀也。”不受而去。是岁大旱，干祈辄雨，或未出，晨兴登郡阁，望潜山再拜，雨即至。后二年，金人破黄州沙窝诸关，淮东、西皆震，独安庆按堵如故。继而霖潦余月，巨浸暴至，城屹然无虞。舒人德之，相谓曰：“不残于寇，不滔于水，生汝者黄父也。”(《宋史·黄榦传》)

　　仅就传记内容来看，“知安庆府”“安庆去光山不远”“城安庆”前后一贯，并无先后两地的含义。

　　马光祖“城安庆”，地点在宜城渡，称“新安庆府”，有别于潜山的旧安庆府。景定元年马光祖改筑宜城一事，被《宋史·理宗本纪》所收，因为马光祖此次筑城的影响较大(对完善长江沿线的防御体系有重要作用)，引起了朝廷的高度重视(诏旨奖誉)。

　　进入明代，现存几部《安庆府志》及《明一统志》等对于“嘉定十年黄榦筑城”和“端平三年迁城、景定元年改筑宜城”仍上承《宋史》。

　　“(安庆)庆元元年,以宁宗潜邸升为府，其地在潜山县。理宗景定元年徙盛唐湾宜城渡，乃今之郡治也。”(周翔、张湜等纂修天顺《安庆郡志》卷一郡表)

　　“安庆城，汉唐建于皖山之阳。宋景定初迁于盛唐湾宜城渡之阴(注，景定庚申，安抚郭，知府士达迁。壬戌知府光祖修。)”(胡瓒宗纂修正德《安庆府志》卷八《建置志》)

　　“安庆城，汉唐建于皖山之阳。宋景定初迁于盛唐湾宜城渡之阴(景定庚申，安抚郭，知府士达迁。壬戊，知府光祖修。)”(李逊纂修嘉靖《安庆府志》卷六)

　　“(杨槎洲)在府境，宋端平初移府治于罗刹洲，又移杨槎洲。至景定初，始移治宜城渡，今府城是也。”(《大明一统志》卷十四《安庆府·杨槎洲》)

　　“(安庆)古郡城在皖山之阳，宋景定初迁于盛唐湾宜城渡之阴。北负大龙山，东阻湖，西限河，南瞰大江”。(嘉靖《南畿志》)

　　“宋端平三年以北兵渐迫，城去江远，控御为难，乃徙治罗刹洲，又移杨槎洲，景定初乃迁城于盛唐湾宜城渡之阴，即今治也。”(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引《城邑考》)

　　明代府志中“安庆筑城”则几乎完全抄录《宋史·黄榦传》。至少到明末(顾祖禹、顾炎武的时代)，旧安庆府于端平三年迁罗刹洲，再迁杨槎洲，景定元年马光祖在长江边盛唐湾宜城渡筑新安庆城的史实，相沿不变。

　　2、清代以后志传的记述

　　进入清代以后，历届《安庆府志》《怀宁县志》《潜山县志》，无一例外的改写《宋史》，将黄榦筑城地点写成盛唐湾宜城渡。甚至两部《江南通志》(康熙、乾隆版)都不例外。只有《大清一统志》坚持旧说，但无法改变“现实”。

　　“安庆府自宋庆元元年升舒州为安庆府。嘉定十年夏四月，金人犯光州。宁宗以黄榦知安庆。榦至则金人已破光州，乃请诸朝，建城于盛唐湾宜城渡之阴(安庆建城自此始，旧志云景定庚申始移治者，误也。)”(康熙十四年《安庆府志》卷五《城池》)

　　“嘉定十年建城于盛唐湾宜城渡之阴，是为府治，潜地仍称舒州。”(康熙十四年《潜山县志》卷一沿革)

　　“县名始东晋，宋属安庆军、府。嘉定十年随府治迁，初移于皖口，景定元年城完，附郭合今治。” (康熙二十五年《怀宁县志》卷二怀宁附郭)

　　“怀宁负郭即郡城为城。城之记在郡志，而邑得以通记焉。自宋宁宗庆元元年升舒州为安庆府，嘉定十年丁丑四月金人犯光州，宁宗以黄榦知安庆。干至则金人已破光州，民情震恐，乃请于朝，城于盛唐湾宜城渡之阴(安庆建城自此始。旧志云景定庚申始移治者，误也。)”(康熙二十五年《怀宁县志》卷七《城池》)

　　“怀宁之名立于晋。自晋至宋，凡史言怀宁，其治皆在今潜山。宋端平三年移治罗刹洲，又移杨槎洲。嘉定十年黄干知安庆府，又移盛唐湾，乃今治也。”(道光《怀宁县志》卷一《沿革》)

　　“宋嘉定十年丁丑夏四月，金人犯光州，乃请诸朝，建城于盛唐湾宜城渡之阴，遂为府治，怀宁始自潜迁附郭。”(道光《怀宁县志》卷四《城池》)

　　唯《大清一统志》，从《宋史》和《明一统志》，不从地方志。

　　“(安庆)庆元元年升为安庆府”(注，以上所治，皆在今潜山县。端平三年，移治罗刹洲，又移杨槎洲。景定元年，改筑宜城渡之阴，即今治。)“(潜山县)宋为安庆府治，端平三年徙废。”“安庆府城(宋景定元年筑)”(《大清一统志·安庆府建置沿革》)

　　“怀宁旧城(旧志，南宋为安庆府治。端平三年，元兵入安庆，寻引去。时以城去江远，控御为难，乃徙罗刹洲，而城遂废。)”(《大清一统志·安庆府古迹》)

　　康熙六十年《安庆府志》及清代两部安徽通志(道光九年、光绪四年《安徽通志》)内容宏富，考订不可谓不详尽，然而在安庆府迁城、筑城问题上仍然口径一致，颇有“定论”之意。那么编订者改写历史的依据又出自何处呢?笔者搜览各书，没有发现任何用来“定论”的根据。康熙二十五年《怀宁县志》凡例中，“详考沿革：怀自宋景定间始移今地”一段文字说：“按宋史……以端平三年徙治罗刹洲，又徙杨槎洲。景定元年改筑宜城。考《一统志》《南畿志》，所载类然，而不载嘉定十年之事。夫嘉定丁丑至景定庚申，凡四十四年，盖黄干草创建城之后，值金人充斥至十八年而徙民于罗刹洲，至端平而再徙民于杨槎洲，以避其锋。至景定庚申而始善建不拔矣。”作者对《宋史》记事，颇有微词，因为《宋史》不提嘉定十年(迁城、建城)事，嘉定至景定一再迁城、建城的事实被“掩盖”。《宋史·地理志》的确没写嘉定十年建城事，但《宋史·黄榦传》里，这段历史是存在的，只是没有明确说“安庆”是潜山的“安庆”还是宜城渡的“安庆”。端平年间，安庆府迁罗刹洲，并不是如编者说的 “金人充斥”，而是因为蒙古大军的侵袭，编者记述历史混乱随意，然又用怀疑的态度来否定《宋史》，甚至改写《宋史》。部分研究者仍然相信清代地方志，坚持黄榦在宜城渡筑城，他们的“利器”之一还有黄榦“修城题名碑”，甚至有人说安庆老城墙有南宋绍定年间的古城砖，那是绍定年间在黄榦所筑旧城上改造的证据。对此，我们从几个方面来阐述《宋史》的正确和清代方志的谬误。

　　二、黄榦文集对建城的记述

　　嘉定十年安庆筑城的主要人物是黄榦，现存黄榦著作最早的是元代延祐年间刊刻的《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并附黄榦年谱)，从中可以了解其在安庆筑城的史实。黄榦一生，追随朱熹，《宋史》把他列入“道学”人物。黄榦在南宋时期以实干闻名，曾任汉阳、鄂州、新淦、安丰、安庆等地守臣，安抚人民，抗御金人入侵。尤其以知安庆府、筑安庆城而为后人乐道。在他的文集中，保留了大量的“安庆筑城”的文字，为我们弄清这段公案提供了难得的证据。

　　1、对安庆府位置的描述

　　“……龙舒处地四平，谓之舒者以桐柏之山经信阳、光州至此而始平夷也，然全无城郭之足恃……舒虽近江，而蕲、黄又在舒之南”。(卷八《与金陵制使李梦闻书之二》)

　　“龙舒为郡，财最匮乏……此郡财赋全借租税，既不通江，则舟车不往来，何缘得从容?……” (卷八《与金陵制使李梦闻书之四》)

　　“本府去大江水路三百里，客舟所不至。”(卷二十九《申转运司乞减和粜数》)

　　以上三段文字说明，第一，“安庆”(龙舒)近于“桐柏之山”的信阳、光州，和《宋史·黄干传》的“去光山不远”是同一个意思。又说“蕲、黄在舒之南”，则安庆府不可能临江，只能说近江。第二，安庆府“不通江”，“客舟所不至”，只能在今潜山县。

　　“李君徳进自太学归蜀，祭酒袁公喜其笃实而嗜学也，为书“毋自欺”以勉之。李君将归以名其斋。逾江过潜山，属予为之记。”(卷十八《李德进毋自欺斋记》)

　　嘉定十年五月，太学生李德进从临安归蜀时，路过安庆府，黄榦应其所请为其书斋写了一篇记。当时黄榦在哪里写的记呢，文中明说“逾江过潜山”，若在长江边筑成，为何又要“逾江”，“过潜山”作何解?

　　“潜皖之胜，穹窿磅礴甲于两淮，山川之灵降而为神，则聪明正直其必有以大庇兹土也。干衰晚庸陋，假守于兹，勉竭疲驽，深惧弗称，御菑捍患，使五谷屡丰、百姓安业者，惟神其相之祗。谒之初，敢敬以祷。”(卷二十二《安庆府祭诸庙文》)

　　“潜皖”和“穹窿磅礴”，从地名和地形看都指今潜山一带，故称“山川之灵”，古代此地庙宇很多。“假守于兹”，指在当地为守臣。

　　“城分为十二料，先以一料自筑，计其工费若干，然后委官吏、寓公、士人分料主之。先生每日五鼓坐宣化堂，令合干濠砦官入听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役……是夏旱势甚广，绵亘千余里，独安庆祈祷得雨。先生未尝出祷，晨兴诣府治天柱阁，遥望潜山再拜，雨即随至……。”(《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附《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年谱》)

　　这段话出自元代刊刻的《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附《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年谱》。年谱出自黄榦门生郑元肃之手，和《宋史·黄榦传》相比，更为详尽(或为传记张本)。文中提到两个建筑物名称，“宣化堂”和“天柱阁”，都在府城衙门内。这两个建筑物究竟在潜山还是在宜城渡，对我们弄清黄干在哪里筑城十分重要。查阅历代《安庆府志》和《怀宁县志》、《潜山县志》，均无“宣化堂”，只有“天柱阁”。明嘉靖《安庆府志》记载：“天柱阁，在旧郡圃，久废。知府瓒宗新创阁于正观门大江之浒，议其名，偶以天柱命之，及检方舆志，则昔人已阁矣，今有记。”乾隆四十六年《潜山县志》记载：“天柱阁，在旧郡圃。久废。知府胡瓒宗创阁江浒，偶同其名。”民国怀宁县志记载：“天柱阁，在正观门外，明郡守胡瓒宗建。”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天柱阁”最早在旧安庆府治内，已废弃。明代胡瓒宗任安庆知府时，重新创建“天柱阁”，而且与原府治“天柱阁”偶然重名。笔者又去查阅了南宋王象之编纂的《舆地记胜》，其中安庆府有“天柱阁”条目，记曰：“在郡圃。曾宏父诗：坐对潜山万髻鬟，一峰孤秀独参天。”旧安庆府治内确有“天柱阁”，而且从曾宏父诗意看，该阁正对着潜山。王象之《舆地记胜》约成书于嘉定十四年(1221)至宝庆二年(1226)，从所记载内容看，“天柱阁”还是安庆府一大名胜地。不仅如此，《舆地记胜》还记载了“宣化堂”，同样在安庆府条目下，仅有三个字“在郡圃”。这就坐实了黄干指挥筑城的地点在旧安庆府。有人可能会怀疑，《舆地记胜》中的安庆府确实在今潜山县吗?回答是肯定的。第一，王象之编纂《舆地记胜》，其中安庆府城多处名胜旧迹在历届《潜山县志》中都可以找到相应内容，如“天柱阁”“潜峰阁”“英秀亭”“静山堂”“英辅斋”等。第二，《舆地记胜》安庆府有“淮西提刑司”条目：“图经云，提点刑狱司在郡之东，系旧通判厅。熙宁五年，分淮南西路置司于此，有潜峰阁。皇祐中，王荆公为通判，乃读书之地，又有清简、景山、三莫、传经四堂。”淮西提刑司最早建于北宋，其地在今潜山县。

　　2、 建城的背景与具体过程

　　黄榦筑城，是在特定的形势和特定的环境下进行的，有所谓不得不筑的理由。何地筑城、何时完成，都体现了这位“干员”的才智和能力。

　　“榦伏自开禧、丙寅，往来兵间，亲见北兵入寇。枣阳无城最先破，随州无城则又破，复州无城则又破，信阳、荆门无城则又皆破。郢州号为石城，敌人围之三日而去;襄阳、德安城最坚，攻累月而不破，以是知古人筑城凿池以为捍御，此不可易之长策也。自更化以来，力排群议，一意筑修边城，两淮、江南可以安枕而卧，此不世之大功也。干昨守汉阳，尝以城壁为请，朝廷以为内郡，遂寝其议。今到安庆，亦觉此役不可不兴。谋之郡人，谋之同官，皆以为然，遂敢条具申闻，欲望钧慈防在必行，则龙舒之民感戴恩德，当与潜皖相为无穷也，至望至望。”(卷二十九《安庆与宰相乞筑城及边防利便》)

　　“榦被命此来视事已五日，途中以奔走而不遑拜书，到此又以冗扰而不敢拜书，又以到任例修启札之常礼，至今方能办、方敢敬陈悃愊。……龙舒处地四平，谓之舒者以桐柏之山经信阳、光州至此而始平夷也，然全无城郭之足恃。杨通老仅能葺理子城，亦未尝包砌，市井皆在子城之外亦复何益?开禧间，张军大者以数十人径造郡城，如入无人之境，无城故也。累政将官钱妄用而不思筑城，亦可谓无远虑者。”(卷八《与金陵制使李梦闻书之二》)

　　“……往者，张军大以数十人之众如入无人之境，尚不之鉴。杨仅能治子城之壕，民居皆子城之外，张则朝廷行下令其筑城，乃为浮言以沮之……。”(卷八《与金陵制使李梦闻书之三》)

　　“照对：两淮州郡自三国六朝干戈相寻，无复宁岁。本朝南渡又且百年，讲好息兵，民得安业。然绍兴辛巳、开禧丙寅亦未免战争之扰。龙舒为郡虽北兵所不到，然李成、张军大亦尝窃发，劫掠居民。州县百姓欲保室庐则有性命之忧，欲逃山谷、流徙江南则庐室焚毁，粮食空竭，终亦转死沟壑……。”(卷三十七《安庆劝谕团结保伍榜文》)

　　从历史资料记载来看，嘉定十年夏初，金人破光山，淮西诸郡震动。黄榦恰在此时被推荐任安庆知府。此前，在汉阳等地驻守时，曾极力申请筑城，现在来到安庆，再次申请筑城。从文中看，安庆府城在黄榦到来之前，杨国博、张敏这些前任简单地(或者说是草草地)搞过一些城防工程，可是全然无用。比如杨国博“仅能葺理子城，亦未尝包砌”，张敏“则朝廷行下令其筑城，乃为浮言以沮之。”大敌当前，黄干申请筑城，所在急迫。申诉理由中，除了“防外敌”，还提到“防内乱”。史载高宗绍兴年间，李成作乱，曾纵横江淮，破舒州，掳掠州郡官员;嘉定年间，张军大作乱，自桐城奔怀宁(即府城)，知府林仲虎弃城而逃，乱军放火烧毁真源宫。这一切，均源于安庆府“无城”。张军大之乱，最近一次发生在嘉定二年(1209)，上距黄榦到任仅八年，百姓恐惧之心犹存。在当时的形势下，完成前任未竟的工程，安抚百姓，乃是唯一的选择。

　　“本府素无城郭，居民日夜皇皇，前数政略不留意。榦到任之初，自度无以为守御之计，锐意兴筑。幸而同官协谋，邦人翕然从之。见凿石烧砖，五月初即兴工，欲以数月办集。”(卷二十九《与淮西乔运判辨起夫运粮事》)

　　“安庆不可无城，则安庆之城诚不可不筑。除已一面将官钱收买木石兴工外，欲望钧慈特赐，敷奏朝廷，据干所陈，行下本州照应施行，不胜千里生灵之幸。”(卷三十二《安庆筑城申省》)

　　“干窃闻金人被逼妄开边衅，目今雨水固未可虑，秋冬之间未保宁静。欲望钧慈早赐垂念，容干与此邦之人协力创筑，以期巩固，数月之间或可办集，并乞钧照。”(卷三十二《小帖子》)

　　黄榦一面申请上司奏明朝廷，一面和本府军民“凿石烧砖”“收买木石”，并陈请临近各府、州、县协助人力、运输，五月初(按黄干年谱为五月八日)兴工，次年元宵前，城已包砌完毕(见《宋史》和年谱)。在筑城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诸如舟车运输不便、钱粮开销不足、周边郡县拖延观望等等，黄榦一一处理解决。“城成，舒人德之”。后代有记载说黄榦迁城，是因为“城去江远，控御为难”，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七月十六日，据府市西厢士民祖尧述等状，使府兴筑外城，为居民防护贼寇。但本府向西坐落最低，每岁山水暴涨，全借旧土城迂曲，使水势弯环，自北以西入西门外河，则城内无淹浸之患。今若筑新城只自张王庙畔曲转处，正是水势直来冲打去处，未蒙从长相度。若存留旧土城抵新城，则土石必不能相贴，水势一攻，土城必坏，直冲入城，将何抵御?伏乞从相度施行。奉判：州郡不可无城壁如人家不可无墙垣、人身不可无衣服。今蕲黄小州在安庆之南，尚且有城以守御，安庆大府去淮边不远，岂应荡然全无城壁?往年张军大之事，尔父老所亲见，当职不自量度，到任以来，首以兴筑城壁为尔百姓防备不虞。但筑城则当思所以守，可筑而不可守，则不如勿筑。故筑城之法，以小为贵。小则守城之人用力为易。若所筑大阔，兵力不及，反误百姓，利害非轻。本府形势，民居多在东北一隅，西门一带只是夹路一条，人家相对其它，尽是空闲田园。若使元无古城，于法亦当截减，况今所筑，乃是因古城旧基，自祠山庙向南创筑，比之目今，西门减省二百八十余丈，是六分而减其一。若六千人守城，则可减一千人。城势围簇，往来巡逻，易以为力。万一警急，城西之人不过移入城内，便可无虞。苟宽阔难守，不惟城西之人无所逃避，并与一城之人皆不可保。则所筑之城不足保民，反以误民。此其利害晓然易见。城西之人，特以本府置之城外，故设此为词。本府官吏日夜辛苦只为百姓，何尝于城西父老乃不加防!特尔辈处利害之中，故不知有利害之实耳。今至谓累政积钱只是御水，如杨国博浚壕以培子城，亦岂只为御水而设?其它州郡本无水患，亦何故皆有城壁?本府今虽创筑新城，仍旧可捍水。土城即不除掘，自可捍御水势。若谓新城、土城交接之处，恐砖与土不相贴，易以冲坏，却有此理。本府包砌新城于交接之际，再与用砖于土城之外包砌数丈，使砖足以蔽土，则可以无患。亦与赵知郡、周监丞用砖用石无异。州郡筑城之后，稍有事力更于西边一带土城多方措置，令其坚牢，决不至使汝父老有垫溺之忧。栽插竹木，令其蔽塞，浚壕堑令其深险，不惟可以御水，设有缓急亦不至使有冲突之患。汝父老宜以一郡之利害为念，不可以为吾家不得在城内妄生意见，有误大计。恐本府所见尚有未尽，仰人戸再来陈词，故兹晓示，各宜知悉。

　　七月二十九日据西门厢士民计君庸等状，乞仍旧从西门土城兴筑城壁，及招募民兵守城等事。奉判：昨据城西居民不肯依古城兴筑，必欲依后来防水土墙为城，当职诚知不便于守御，遂备榜明述利害，庶几居民易晓。今复行陈词，然窥其意，但见向来已在城中，今乃屏之而出城门之外，不得与东方之人均得城守之固耳。此其意亦可念也，但其说以为后来必有开通壕堑，掘至土墙，必有水患，此则不然。安庆地形西北最髙，若元有水可通，则后来必有开壕通水，使之流转。今古城西北角自是陆地，无水可通，何缘更有开壕以通水?又以为多招民兵以防城，州郡事力有限，岂能赒给民兵万人，留之数月为防城之用?至又执出图经，以为所在，碑记皆称今之西门即是城门。图经乃是近来人所撰，只据目所亲见而言，岂复知有古城、古壕之可验?岂有古城、古壕不可为据，而欲引纸上空言以为据?若此等类皆是词穷理短，只欲强词以侥幸一中耳。此与前状所谓积钱筑城但欲御水之说无异。顾本府向来所虑只欲城势团簇、守御坚固，故但欲依古城八里易以防守。今若依防水之墙，则遂为九里半之城，増五分之一。委有城阔难守之患，但西人陈词不已，不欲重违其请，今亦姑从所请，一面兴筑。若潜皖之胜、藩府之大，城阔九里有半亦未为过，但得后来为太守者，戢奸恶、抚善良，爱惜财赋、招募兵卒、修治器械，又城中居民各存善心、毋相欺诈、毋相残害，变成美俗，四方之人皆愿受防而为氓，则亦何患九里之城不可守哉!此则当职之所深愿也。然民难久役、事贵速成，亦望尔民更相赞助，上下一心，成此胜事，故兹晓谕各宜知悉。”(卷三十七《晓示城西居民筑城利便》)

　　这两篇文字较长，特地辑录下来，是因为它提到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安庆府西门原有土城，士民认为可以防山水，此次筑城应考虑成为新城西部边界。但黄榦认为新城以小为贵，以便于守御为贵，西门士民虽居新城之外，有异常情况时随时入城亦很方便。这样既节省材料，又节省时间，又省人力，将来安排民兵守城也较容易。黄干提出“本府包砌新城于交接之际，再与用砖于土城之外包砌数丈，使砖足以蔽土，则可以无患”“州郡筑城之后，再有气力更于西边一带土城多方措置，令其坚牢，决不至使汝父老有垫溺之忧。”这样就解除了新城外、原西门土城居民对水患的恐惧。随后在士民的一再请求下，黄榦反复考虑了百姓的担忧，终于答应扩建，将西门土城包入新城。这样城墙变长了，从八里增加到九里半，防守也增加了难度。出于爱民之心，黄干选择了扩建，他认为，只要百姓能团结一致，后来官员能爱民如子，“则亦何患九里之城不可守哉。”其次是黄干筑城考虑到安庆府原有古城(何时建筑不得而知)残留城基，自祠山庙向南，作为新城边界，有很多便利之处，依此规划比较容易，“比之目今，西门减省二百八十余丈，是六分而减其一。”但为了百姓的请求，黄干不惜放弃原来规划而重新布置规划，这些考虑反映了黄榦爱民务实的态度。从包砌土城、新旧交接的建法看，安庆府新城是在原府治兴建的，“往年张军大之事，尔父老所亲见。”说的也是原安庆府当地的旧事。

　　三、古城砖与石刻留下的证据

　　1、对于安庆老城墙宋代城砖的理解，并及“修城题名碑”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安庆史志界老前辈金杏村曾与李帆群等人，搜集安庆老城城砖墨拓40余种，文字涉及纪年、地址、烧砖人夫姓氏等，大量城砖记有“绍定辛卯”“绍定壬辰”年号，烧砖地址记为“太平西窑”“彰法东窑”“彰法西窑”(金杏村《安庆城砖文字探讨》，载《安庆史志》1985年第一期)。1987年底，文史研究者章安庆在北门老城改造工地(集贤门新村)寻得南宋古城砖一块，砖四侧均有文字，大部分清晰可见：“□□大夫知安庆军府事赵□□、□□郎安庆府司理提督石正颐、绍定辛□、彰法西窑”(剥蚀文字，经参考有关文献考证分别为“朝散、监簿、从事、卯”)。和金杏村的发现一样，这块城砖也是南宋绍定年间的，监督烧砖者有安庆知府赵希衮等人。无独有偶，近年在南京明城墙，也发现了类似的南宋安庆府古城砖，上面刻有“绍定壬辰”“太平西窑”“知府监簿赵希衮”字样。绍定辛卯、绍定壬辰为南宋理宗年号(公元1231、1232年)，与嘉定十年相隔14年、15年，绍定城砖说明什么问题呢?金杏村认为，绍定四年、五年是在宜城渡筑城的(金杏村《安庆筑城考》，载《安庆文史资料》第17辑)，史志界前辈蒋放也认为绍定年间在宜城渡“再次筑城”(蒋放《安庆建城考》)。因为他们都认定嘉定十年，黄干已将府城迁来宜城渡。查民国《潜山县志》记载：“府志云县故有城，即府治故址。”“又云古新城。后迁县于西，岁久倾圯。(相传此处城砖移造府城。今皖城砖上有彰法新窑数字。)无城，仅有四门。崇祯八年乙亥六月十九日，洪水冲崩县北门坝，露出旧城石闸(闸上有绍定辛卯石匠吴通造数字，砖上有绍定壬辰知府赵希衮监造数字。观此，想嘉定移城后复筑而中止者。)”按县志：旧安庆府的城砖相传被用来“移造府城”;崇祯八年旧城石闸露出，闸上有“绍定辛卯石匠吴通造”、“绍定壬辰知府赵希衮监造”字样，说明绍定辛卯、壬辰，知府赵希衮曾在今潜山主持修城。他为何要两地修城?《潜山县志》的编者弄不明白，只好猜测说：“观此，想嘉定移城后复筑而中止者。”嘉定“移城”后，即选定了“好”的地址筑城，再回原地修复旧城，出于什么考虑?金杏村在《安庆城砖文字探讨》一文中，给出了一个“矛盾”的答案，他发现安庆古城砖文字还涉及潜山多处庙宇，如“兴化寺”“天柱寺”“真源宫”等，是被拆来修府城的，而拆庙的时间应在景定元年前后，这次大规模拆庙，就是为了解决新安庆府城城砖的急需。按《潜山县志》，老府城城砖“移造府城”，也应出于同样的需求，那么绍定年间就不存在赵希衮宜城渡修城之事，宜城渡大规模筑城发生在景定元年，景定修城是马光祖主持的。

　　《安庆建城考》等文中强调的所谓“安庆修城题名碑”，认为是黄干安庆筑城的“铁证”。可是这个“安庆修城题名碑”并没有一个字说“安庆”就是宜城渡的“安庆”，和《宋史》的“城安庆”一样，无法作为黄干迁城的依据。“安庆修城题名碑”最早见之于明正德年间胡瓒宗所修的《安庆府志》，嘉靖《安庆府志》亦收录，说明胡瓒宗的时代已经知道这块碑(但未记载出处)。至清代以后，康熙六十年《安庆府志》、道光五年《怀宁县志》、民国四年《怀宁县志》、民国《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皆照录。该碑早佚，仅存碑文，发现于何处亦无记载。《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录碑文，文前记：“碑旧在怀宁县，佚，据怀宁县志录入。”(按，此处记载亦无实据)。文后称“按怀宁金石以此碑为最古。道光五年修志已云不可得见，知其所佚者久矣。”清嘉庆间赵绍祖作《安徽金石略》，不录“修城题名碑”，恐以其来历不明之故。如果说“修城题名碑”是黄干迁城的“铁证”，那为何明代府志不大张旗鼓来主张，非要到清代才重点强调呢，它不是明白的铁证吗?即使“修城题名碑”清代仍然存在于怀宁县，也不能说明黄干在宜城渡筑城。旧府城那么多城砖都搬来了，一块“修城题名碑”还搬不来吗?

　　2、关于赵希衮和潜山石刻

　　笔者搜览《宋史》及相关历史资料，未发现与赵希衮有关记载。能证明其身份的地方，有两处，一为前述古城砖，一为现存于潜山的摩崖石刻。

　　“诗可弦兮介甫，操可砺兮涪翁。已已一时陈迹，悠悠万古清风——岁乙酉、日长至赵希衮君绰题”

　　“止泓——临淮周虎为冀邸赵希衮书——宝庆丁亥、闰五月既望，住山谷祖萦摹”

　　“止泓——赵希衮治郡终，更蒙恩予节，以端平改元正月辛丑来别山谷。从游者张天骥、吴季友、章居之，弟希纵、希宴，子兴侍。住山祖吁刻”

　　“止泓——赵希衮治郡终，更蒙恩予节，朝谒天祚，小憩观雪。端平元年正月壬寅。”

　　第一块石刻刻于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乙酉)，在山谷流泉，署名赵希衮君绰，是为赞颂王安石题刻而作。第二块石刻刻于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丁亥)，是临淮周虎为赵希衮所刻。第三块石刻刻于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甲午)，从“治郡终”三字分析，应是赵希衮安庆知府离任时，和友人去山谷寺辞行，寺僧所刻。第四块石刻在天柱山九井西风天祚宫旧址附近，时间也是端平元年(1234)，日期在上一块石刻的次日，说明赵希衮两天里先后去山谷寺和天祚宫辞行。前面所述城砖的纪年是“辛卯(1231)、壬辰(1232)”，到此时赵希衮任安庆知府最少也有三、四年了。他在老城旧址有修筑动作，说明他任安庆知府的地点在今潜山县。从他平静地和山谷寺、天祚宫告别看，安庆府当时的气氛是平安无事的。这也符合当时的历史状况，史载，端平元年(1234)正月，宋朝和北方蒙古联盟，共灭金朝，暂时安庆府乃至两淮地区无战争忧虑，赵希衮是在平静宁淡的环境下离开安庆府的。

　　即使赵希衮没有留下这些石刻，潜山还有其他石刻，说明黄干之后，潜山一带仍是安庆府治所在。

　　“绍定改元，重阳秋闱撤棘。翌日，郡守大名聂洙圣从，偕贰车建康秦滋德之，领客柯山叶勋振之、三山林子阳德刚、古栝章敏、子仲恭、宛陵施滋叔渊、四明徐敏公有大至此。”

　　“绍定戊子，龙舒谢庾梦符、侯棫君能、谈克己复之、陈化龙元善、王禹圭尧锡、奚炶炳卿、朱霆辉子成、朱湜君泽、程度公选、张琳君宝、赵时焯明叔肄省业于潜麓书院。冬至前一日同过此，羽客吴时举偕行。”

　　上面二则，都在绍定元年(1228，戊子)，第一则是“秋闱撤棘”的次日，郡守(知府)聂洙(字圣从)和朋友来到山谷流泉，观景刻石。宋代科考，三年一比，“解试”在府(州)一级治所，时在秋季，故称“秋闱”，由知府主持。聂洙在“秋闱”结束(撤棘)的第二天，便可以和友人游山观景，说明府治离天柱山不远。第二则是同年的冬天(冬至前一日)，一群“肄省业”(来年春赴礼部参加“省试”)的生员来到山谷流泉聚会观景。按封建时代科举考试制度，参加“省试”的生员(已获得举人或贡生资格)在(州)府一级官办学校(学监或书院)学习，从石刻内容看，“潜麓书院”就这种官办书院，地点在今潜山县。

　　四、端平三年迁城的历史依据

　　1、端平元年前后淮南西路及安庆府的防御形势

　　从地理位置看，淮西地区，是南宋重要边防区域，与金南北隔淮河为界，桐柏山、大别山南北纵隔，形成天然防线。在这个地带，分布着光州、固始、安丰(寿春)、庐州、舒州(安庆府)、蕲州、黄州等重镇，尤其是舒、蕲、黄三州，护卫着九江、武昌要塞。金军每次进攻路线，不外是自光州趋安丰、庐州，进逼和州，从西北方威胁建康，或自光州南下攻舒、蕲、黄，进逼沿江防线，威胁建康上游。在淮西设防的策略上，舒、蕲、黄防线依托大别山天然屏障，粮草充足，城池坚固，是稳固的前沿(端平三年后退到宜城渡去构筑沿江防线是消极的做法)。然对于“防淮”还是“防江”，南宋朝廷内部历来争议不绝。南宋初年(建炎年间)吕祉为此作《东南防守利便》，谈到江淮防线时称“舍淮而保江，岂不谬哉。且江淮表里之形，虽相距千有余里，然共安共危，其实首尾也。”“莫若命大将以守淮，屯重兵以保江。敌扰淮甸，则出锐师以赴救，掩上流，则诏诸镇以入援，合江淮为一体，制远近如一人。”又称“淮西，以寿春、合肥为巨镇，而蕲、黄、舒三州，其地偏远狭隘，则难以屯重兵。然蕲、舒为九江之蔽，黄州为武昌之援，其实紧而不轻也。其备御之方，不必推之前闻而验以往事。曩金人及鄂、及黄，江西、湖南相继陷没。去年秋，李横南归，斥候无状，转侧惊动，以为寇至。江浙之人岌岌然不自保。则三州之捍，信乎紧而不轻也。”吕祉提出“以淮保江”的防守理念，颇有代表性，即“淮安则江安，淮弃则江危。”若轻弃淮边而退守沿江，则加剧了江南地区的紧张，是被动防守策略。黄干当时极力申诉固守安庆，就曾认为两淮是江南的屏蔽。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正月，蒙古与宋联盟，灭亡金国。淮西前沿，战争压力暂时减轻。蒙、宋暂议，共分金河南地，陈、蔡以北归蒙古，以南归宋。蒙古与宋各自撤兵。按理宋朝应抓住这个机会，好好休整，稳固淮西防线，秣马厉兵，准备防御蒙古的入侵。可是当年，宋理宗头脑发热，轻信朝中郑清之、赵范等人的意见，派兵北上，占领了汴梁和洛阳，与蒙古争河南旧地，史称“端平入洛”。宋的举动触怒了蒙古，以宋背盟为借口，大举南攻。宋军则由于盲目深入，粮草匮乏，几乎全军覆没。从此之后，蒙古与宋开始了绵延不绝的战争，淮西防线开始陷入紧张局面。

　　2、端平三年安庆府迁移的原因

　　自端平元年，蒙、宋开战之后，蒙古军多次南下，宋军在四川、陕西、河南、湖北、江淮一带顽强抵抗，蒙古大军数次深入到淮西一线。端平三年(1236)的十一月，蒙古宗王口温不花兵犯光州，淮西告急。宋军未能组织有效的抵抗，光州、舒州(即安庆府)、蕲州守臣闻蒙古军到，即弃城而去。《续通鉴》记载：“蒙古昆布哈(即口温不花)入淮西，蕲、舒、光三州守臣皆遁。昆布哈合三州人马粮械趋黄州，游骑自信阳趣合肥。诏史嵩之援光，赵葵援合肥，陈韡过和州，为淮西声援。”(《续通鉴》卷168)淮西防线的“崩溃”，震惊了南宋朝廷，连忙采取补救措施，让驻扎在京湖的史嵩之救援光州，让驻淮东的赵葵救合肥，让负责沿江防卫的陈韡过和州，声援淮西。幸亏蒙古军转道去掠黄州，否则南宋沿江防线岌岌可危。而安庆府城，在官员逃走后，遭蒙古大军洗劫，人民离散逃亡，端平迁城，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发生的。结合《宋史·地理志》的记载可知，安庆府守臣狼狈逃窜到长江边的罗刹洲，此地离旧府近百余里，求得了暂时的苟安。嘉熙二年(1238)，朝廷追究弃城官员之责，“知蕲州张可大伏诛，知安庆府李士达除名，编管雷州;以弃城宵遁也。”(《续通鉴》卷169)弃城者最终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3、马光祖景定年间对重建安庆府城的回顾

　　安庆府官员自端平三年逃离府城之后，是否回去重修城池，招纳流散人民，不得而知。景定年间，宋理宗任命马光祖为沿江制置使、江东安抚使、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兼节制和州、无为军、安庆府三郡屯田使。马光祖考察了安庆沿江的形势之后，将重筑安庆城提上议事日程。马光祖在《景定建康志》中回顾说：

　　“宜城者，雁汊对岸一要害处。吴魏相拒时，尝设疑城于此。其后方言讹‘疑’为‘宜’。字义‘宜’善于‘疑’，故袭称‘宜城’。其地山从北来，分为七枝，中短而外长，自西南以及于东。则大江环绕其东，北隅则有段塘湖水为之限。惟北当备，而有大小青龙山可以屯兵而设伏。形势如此，而古今屡城不克者，盖亦有说。北隅山高而大，城欲包之则不可。城于山趾则外高于内，非城之利。况山骨在此，地不可堑，故昔人能为疑城而不能城也。以二十余年间事体言之，不可不城者有三说。大江以北，自黄州而下、和州而上，中间无一城垒以为限隔，城戍于此，则自黄而和之间声援易接，利一也。石牌菩萨石之间江面最狭，正在宜城之下。曩汹汹时，谍知虏谋欲窥此途。有城于此，戍兵为守，则虏有所惮而不敢睥睨，利二也。自旧安庆府荒榛之后，寓治杨柴洲上，鸿雁飞鸣，无城郭可恃。旧城既未可修复，此地去寓治不远，有险可恃，徙民为便，利三也。不可不城者其利三，不可以城其害一。此自戊戌(1238年，嘉熙二年，编者注)以来，议而辄沮、城而辄止，盖知其利未知所以避害也。己未、庚申(1259-1260年，编者注)之间，制臣马光祖往还江上，尝舣舟而视其地。语客曰：‘旧日杨义所筑城基，北临张家港之滨，客山高而下视之，宜其不克城也。’”(卷三十八《武卫志二·马光祖筑宜城以固上流》)

　　从马光祖的回顾来看，第一，宜城渡地形适宜建城屯兵，但“屡城不克”，原因是从前建城者不知地形利弊;第二，此处建城有三大好处，完善沿江防御体系，虏兵不敢窥伺，有城便于治理。“旧城既未可修复，此地去寓治不远，有险可恃，徙民为便，”这句话分成前后两部分看，一是“旧城未可修复”(已“荒榛”二十余年，修复难度大)，二是“此地去寓治不远，有险可恃，徙民为便”。寓治地在杨槎洲(马光祖称“杨柴洲)，距宜城渡很近，流散人民迁来很方便。嘉熙二年(戊戌，1238)后，“议而辄沮、城而辄止”，看来朝廷在嘉熙二年处理了安庆知府之后，就有了在此地筑城的想法，只可惜议而不决、筑而难成，以致于安庆府二十余年流浪在外，无固定治所。马光祖还提到“旧日杨义所筑城基，北临张家港之滨”，杨义其人史无记载，或为嘉熙二年后宜城渡筑城者之一。但不管是谁，宜城渡的新城始终没能筑成，却是不争的事实。

　　《景定建康志》记载有宋理宗对马光祖的奖誉诏书，其中记载马光祖主持建城的过程：

　　“古舒与秋浦相望，一衣带水。昔人所谓风寒处也，移治以来，虽建立官吏，而荡无保障。民有摇心，或请板筑宜城而守之。议久，不决属者。丞相行边采其策，卿以制阃任其事，且佐其费。向之荒墟，今为坚垒。”(《御札奖谕马光祖筑宜城》)

　　“自舒移治，有郡虚名。至烦竹符之亲临，决就宜城而改筑，难与虑始，昔嗟作舍之莫成，知无不为。今有制垣之任责，二纪之荆榛遍野，一朝之雉堞连云。涤潜皖之氛埃，生蕲黄之气势。”(《特转马光祖光禄大夫制》)

　　马光祖先是考察确定宜城渡可以筑城，又适逢“丞相行边”，且“采其策”，于是得到朝廷许可，下令施行。马光祖亲力亲为，除督办安庆府筑城事，还“佐其费”。在《马光祖筑宜城以固上流》这一条中，记载筑城费用为“糜缗钱一千万，米十万石。”新城规模亦相当可观：“筑城周十有三里，高二丈八尺，广七尺，顶半之。城门凡七，上皆为楼，羊马墙一千二百六十二丈，壕长一千四百三十五丈。”

　　“理宗景定元年，安抚郭公、知府李士达等以北兵将逼，兼舟楫未便，移扬槎州，而民散居江南北之地。寻卜盛唐湾宜城渡而城之，乃今府治也。”(周翔、张湜等纂修天顺《安庆郡志》安庆府沿革)

　　“旧志云：宋景定壬戌，郭安抚与太守洪专奏，以城迁于盛唐湾宜城渡。”(天顺《安庆郡志》潜山县沿革)

　　“景定庚申，安抚郭、知府士达迁，壬戊知府光祖修。”(嘉靖《安庆府志》建置)

　　安庆府在景定元年可能已从杨槎洲迁到宜城渡来了，当时“民散居江南北之地”，急于建城。所以马光祖主持建城，安庆府积极配合。唯府志记述当时安庆府知府，一称“李士达”，一称“太守洪”。按《续通鉴》，端平三年安庆知府李士达弃城逃亡(《宋史·孟珙传》有相同记载)，嘉熙二年被削职为民，发配雷州，此时又出现在安庆府，恐为误记。

　　此外，马光祖筑安庆城，形势急迫，所用城砖就地烧制已来不及，必取用于周边郡县，前面所说景定年间拆潜山庙宇，县志所记旧府城砖用于移造新府城，都与此事相关。

　　五、清代志书错误表述的原因分析和我们该有的态度

　　有清一代，除了《大清一统志》，几乎一边倒地认为黄干嘉定十年迁到宜城渡。历史证明，这种说法是错误的。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形成这种认识的根本原因。清代初立，巡抚都御史(初设于顺治二年，和明代的巡抚都御使功能相同)、操抚都御使(初设于顺治七年)、按察使司(初设于康熙三年，原是江南省添置，用以管理上江，初驻泗州，康熙五年移驻安庆)驻节安庆，这些机构提高了安庆的政治地位。为了凸现安庆的重要，必须说明历代在安庆筑城防守的意义。所以黄干“安庆”筑城也就成了在“宜城渡”筑城。历届府志、县志的编订者们，偷换了《宋史》中“城安庆”的概念，将原潜山的“安庆”变成了宜城渡的“安庆”，反说《宋史》和旧志“误也”。其次，清代以来，普遍讥诋《宋史》，认为《宋史》系蒙古人所著，粗糙疏漏，兼含偏见，故批评之声不绝。如佟国祯为康熙十四年《安庆府志》作序，就称“元修宋史，悠谬无稽。”道光五年《怀宁县志例言》也称“汉儒传经，统谓儒林，宋史乃有道学之目，论者非之。”但他们自己也往往矫枉过正，形成新的偏见。李成龙为康熙六十年《安庆府志》作序，称“郡故有志，率多承伪袭舛，不无鲁鱼亥豕之讥。”就是批评明代旧志沿袭《宋史》。当然，旧志错误在所难免，清代志书编订者们也确实修正了很多错误，但这不是彻底否定《宋史》和明代旧志的理由，更不是随意修改历史的依据。(作者：汪忠民    单位：中共安庆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